那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國文課課堂上，一位努力想讓孩子們不只寫作文，還能與自己生命對話的老師，站在一個商業技術背景的專科教室，凝視著一群有點調皮又好似對老師出什麼作文題目有些期待的孩子。
最終寫在黑板上的是：「你最想對誰說什麼？」
隨後這個老師補充著：無論時間、地點、對象，只要你有想說的話以及對象，寫什麼都可以。這群孩子很習慣他們的國文老師不按牌理出牌，所以在一陣驚嘆與哀號後，接著就很認命的低下頭振筆疾書起來。不一會兒，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完成的一個女孩兒，輕巧巧的跳著出來，把作文輕輕一放就若無其事的回到座位，雖然轉瞬回眸中，好像有什麼話要說。我只是拿起來快速的讀過一遍，眼眶已經泛紅，這小子，怎麼能寫出這樣一篇文章，然後還可以若無其事？我走到她的身邊，拍了拍她的背，突然感覺孩子淡定微笑中有一滴眼淚滲了出來。
這是我在專科教書時印象極為強烈的一幕，雖然我一直在同一個學校教生死學，但這是國文課啊！從那之後，我更堅定了讓孩子書寫的想法，無論什麼課，只要是觸動他們生命的主題，都是療癒的歷程。
說回來她究竟寫了什麼？一個很小就與父親死別的孩子，母親傷心過度抑鬱寡歡，身為長姐的她當時也還是小學生，要照看媽媽還有弟弟妹妹，一直很隱忍、很堅毅。那文章說的是她飄到一棵天空中的樹上，找到坐在那兒凝視他們的父親，擁抱過後他與父親的對話，想念、悲傷、傾訴，所有一個小女孩想對爸爸說的、做的，一股腦兒寫了出來。
過後我們另外對話了幾次，她說以前不敢想也不能想，怕自己一個人無助無力，想了不知道怎麼收拾。這次知道老師會看著，所以決定把蓄藏已久的心裡話說出來，寫完很舒暢，雖然沒有現場落淚，但已經在心裡哭了好幾遍。
另一次是兒童營的活動上，我請小學三到五年級左右的孩子寫一封信給最想說話的對象，因為剛以自製的繪本說了「歡喜看生死」的故事，一個孩子顫顫巍巍的舉手說：「老師，已經見不到的人也可以寫給他們嗎？」親愛的孩子，我就是讓你們寫那發不出的信啊！
結束後我邀請10位願意上臺讀信的孩子們來分享，瞬間我被湧上來的將近30個小孩擠到講臺邊上，還要勞煩輔導員拉住他們。一陣混亂後，一個小男生開始唸，第一句話剛出來，已經泣不成聲，孩子說：「爸爸，我好想念你，你知道嗎？」那是一個父親剛離開不到幾個月的孩子，一直沒有機會說出口的思念。我抱住他，在他唸完信之後，安排到旁邊照應。
成人自己面對生離死別總是失落悲傷痛到不知如何表達，卻不大習慣，或者是害怕接到孩子的眼淚，就試著假裝他們也許不懂吧？說點什麼去了天上或以為小孩會相信的故事，卻忽略了最關鍵時刻的陪伴，往往意義重大。這些年從事生命教育與生死教育的過程，大孩子、小孩子，甚至老孩子，只要遭逢生死課題，都有類似的感觸。如西方心理學家凱瑟琳‧桑德斯（Catherine Sanders）在《悲傷：哀傷之餘》書中說的，無論幾歲遭遇父母離世，心底都會有深沉的「孤兒情愫」，於是他將成人的這種感受，稱為「成年孤兒」。
凡是孤兒的覺受，大抵離不開無助、孤立無援、安全感剝離等等的感受，這些在那失去的當下都很真實，也絕對不會輕易走過。
如果你問我，是如何陪伴孩子們度過這個歷程，其實無他，讓他們可以書寫、專注地聆聽，讓他們知道有人會接住那無以名之的情緒，就是釋放悲傷的第一步了。
（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學程副教授、點亮生命教育協會常務理事）
